澳門:世界第一「和諧」賭城的不同聲音

訪澳門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吳國昌先生及新澳門學社同仁

新航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澳門從2000年重新回歸中國以來,一直保持高速經濟增長,並通過博彩業成為世界第一賭城,因為通過了國安條例而被北京當局稱為是「一國兩制」的典範。

但 是,與此同時自2000年以來澳門每年五一遊行抗爭和其中警民衝突也是新聞焦點。今年五月一日有約3000人上街遊行,其中包括八個不同團體。提出的訴求 包括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利益輸送、反對高樓價、爭取就業和勞工待遇、改善前線教師待遇、釋放大陸維權人士艾未未和劉曉波等。而且,今年遊行中又發生警方拘 捕工會活動分子和沒收遊行車輛,引起群眾與輿論不滿。

從1989年「六四」鎮壓以來,雖然70萬人口的澳門沒有如香港的大規模紀念集會, 但是在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民聯,民聯於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在澳門成立,類似於香港「支聯會」)的組織下,也堅持相關悼念活動長達22年。今年 六月四日,「民聯」組織的澳門玫瑰堂前「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活動約有500人參與。

在當局一片和諧繁榮的宣傳之下,澳門基層和青年仍然有 著不同聲音和抗爭。「六四」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記者拜訪了新澳門學社的吳國昌先生及學社的一批青年領導骨幹,就社會問 題、青年問題和民主發展等問題做了交流。吳國昌先生作為澳門本地資深的民主派議員自1992年起連任五屆直選澳門立法會議員(澳葡政府時代兩屆,2000 年回歸後特區政府時代三屆),也是和「民聯」創辦人之一與在任理事。因其堅定支持民主政制、挑戰非民選政府與關注社會問題,也被稱為「民主昌」。本文是根 據吳國昌先生和幾位新澳門學社代表的談話內容整理而成。

澳門「五一」遊行與中年基層勞工的抗爭

澳門「五一」遊行的主要參與者覆蓋了社會的兩個階層,一是中年為主的基層勞工團體,另一就是新生代的青年團體。「五一」遊行其實始於2000年澳門回歸後,中年基層勞工首先參與抗爭有其具體的歷史背景。

從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出發進行分析,這些中年(年齡多在40-50歲)基層勞工可以稱作是後工業時代的邊緣無產階級。他們中多數人是1980年代,大陸開始改 革開放初期,從大陸來到澳門,香港的富裕資本也在那時進入澳門利用當時澳門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進行工業生產。當時澳門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經營出口工業,給 基層勞工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工業產值達到了澳門總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36%。

澳門當時作為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與香港和 臺灣等成為包圍和影響共產主義中國(作者注:史達林主義)。但是自從1989年「六四」鎮壓和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崩潰以後,港澳地區就不再成為西方資本主義 包圍中國的前線,香港、澳門和臺灣出現大規模資金外流和工業體系與就業轉型。從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來看,1990年代開始澳門已經從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 會,到今天澳門工業產值占GDP不足5%。

當年的這些青年勞工懷著強烈的希望開始在澳門的生活與工作,並已經成為社會和家庭的支柱。但是 很不幸,當他們進入中年之後,大量產業卻離開了澳門,經濟停滯生活艱苦。在1990年代初,臺灣由於推行「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需要大量外勞,不少勞工去了 臺灣;但後來「國建六年」中途下馬,外流臺灣的勞工又再次回到了澳門。

這些基層勞工非常勤勞,一般不會輕易出來訴求。1990年代澳門所 謂「愛國社團」對於這些勞工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和控制力。他們指稱澳葡政府是全世界效率最差的政府,你們即使出來訴求都沒有用,現在首要是實現平穩過渡。所 以,在2000年前,沒有「五一」抗議活動。但是2000年回歸之後,這種控制力突然失效,「愛國社團」無法再自圓其說。工人開始走上街頭進行抗爭。

回 歸後,澳門經濟依靠在中央支持下,大力發展單一的博彩業,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賭城。雖然這幾年經濟發展很好,但是這些中年勞工的就業仍然不充足;於是他 們需要尋找原因。一方面是博彩業的很多工作都與中年勞工的技能不匹配,另一方面就是資本家大量雇傭外勞和使用「黑工」(非法勞工),造成了本地工人的嚴重 就業不足。而往往使用「黑工」的商人都是具有很強背景,所以實際中政府很難進行真正的干預。在這種情況下,也造成了「五一」遊行和抗爭的延續和發展。

政 府由於政商勾結的小圈子的存在,所以不會正面直接解決勞工就業的問題。目前應對的手法其實就是一方面「派糖」,另一方面有意拖延。最初政府通過安排各種發 放津貼的文化班和學習班以吸引這些勞動力和他們的家庭;在後來財政收入充裕的情況下,也就開始了直接派錢的方法以緩和社會矛盾。而且,政府的算盤是隨著這 些工人的逐漸年老,那麼就業矛盾將不會再成為這些工人的主要焦點,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化解矛盾。

這就提出了關於養老金的問題。澳門目前的 養老金體系是由兩部分體系組成。一是社會保障金,這是在澳葡政府在將澳門交回中國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參考類似北歐的福利體系。但是1990年代推行 時,當時眾多資本家和商人竭力抵制,所以雇主每天只為雇員劃撥3元支持這一保障基金。在回歸前這一體系只覆蓋就業的工人,而不包括家庭婦女和自雇者。最近 政府資金充裕,所以將社會保障金發放額提高到了2000元並覆蓋了更多的人群,但目前根據政府提供資料,澳門最低生活水準是3000元,所以民主派議員認 為應將保障金提升到最低生活水準。另一套新的體系即是中央儲蓄體系,由老闆和工人可以供款。這兩年政府因為稅收充裕,所以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無論是雇主還 是雇員都沒有參與積蓄。如今政府有錢,可以每年投入,但是未來養老金體系運作會如何?現在很難估計。

澳門青年的不滿與地產黑幕
不過近年來,青年群體也成為了「五一」遊行的一個主體。他們不同於作為邊緣無產階級的中年基層勞工,而是作為社會主要構成的上升階級,並且希望能推動社會改變和進步。年輕人上街的主要背景是對於現實的茫然和不滿。

澳 門從澳葡政府時期就開始推行免費義務教育,目前澳門推行的是15年免費教育,眾多青年都有大專和大學以上的教育背景。澳門經濟這些年依賴博彩業的發展非常 迅速,給政府帶來大量財政稅收和就業機會;但非常單一化和畸形化。前幾年澳門甚至出現,很多大學畢業生為了追求高收入轉行從事博彩行業,包括教師和醫生等 專業人士,更不用說有青年高中後主動休學從事相關工作。澳門的青年感覺社會發展和就業出路都具有限制,在繁榮的經濟下,如何才能學以致用,經濟體系不平衡 導致專業青年無法得到其他發展。

澳門和其他地區一樣存在青年人對政治冷漠的問題。首先是整個社會輿論和本地政府不鼓勵青年參與社會運動和 關注社會問題。在我們的文化中,政治被認為劃分到不是普通人應該參與的界限一邊。而且社會主流媒體和輿論具有很強的自我審查和誤導性。他們習慣將澳門與香 港作為對照,香港是混亂的無序的,而澳門相對很祥和。

對澳門青年來說,苦惱的是所謂的主流媒體,無論是北京的CCTV,還是西方的 CNN,其實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單方面地選取材料,而非客觀地反映實際世界。澳門本地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媒體,基本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僅官方的《澳門日報》 一家就佔據七成市場。而且資本家們,包括大地產商和博彩業與政府間有著緊密的關係,更是不會在財政上支援獨立媒體的需要。

但是,青年人最初可能僅僅是好奇和叛逆,對政府和主流宣傳的不滿,隨著對社會和自我的慢慢認識深入,介入社會、參與討論,發現接收的資訊與主流完全不同,從而會轉向主動地參與運動與抗議。

房 屋問題是另一個激發青年人上街的現實焦點。由於目前澳門房地產市場畸形繁榮,造成普通青年人根本無從選擇地要用大部分收入來供樓和房租。而澳門不同於香港 和內地的情況,內地政府和香港政府需要依靠房地產稅收來增加政府收入,但是澳門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賭場,並不需要地產稅收。這是議員在質詢政府官員時, 包括歐文龍等澳門特區政府高官主動承認的。(注: 歐文龍為前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司長,主管過工程建設和土地規劃等項目。2008年因巨額貪污、洗黑錢等70多項罪名被判處27年有期徒刑,被稱為澳 門開埠以來最大貪污案。在其任職期間,吳國昌等民主派議員曾多次對其進行的城市規劃和批地決策做出質詢,指其明顯涉及利益輸送)。

造成澳 門住房價格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是官商勾結。由於歷史原因,澳門的很多土地並不公開拍賣,而是私下以極低價批給地產商。很多非公開拍賣的土地轉讓價格,往往 不足市場價格的10%。能大量從政府手中獲取此類土地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博彩業的國際開發商,一種是上層所謂「愛國愛澳商人」。這些商人通常會以各種理 由,避免商業土地的公開拍賣,很容易從中獲取數以億計和十億計的利潤。

1990年代澳葡政府在澳門回歸前因為進行大量基礎建設(包括澳門 機場和跨海大橋)需要資金,出售大量土地給商人。而澳葡政府與北京政府有默契,地多賣給中央政府信任的「愛國愛澳商人」。而多數商人掌握土地並沒有開發, 而是積蓄起來,留待高價才開售。根據法律規定政府本可以收回,但由於官商勾結和內部小圈子,所以這些土地不停地展期,仍由這些商人把持。而且,政商間的利 益輸送關係非常強大,以至澳門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也受到影響。2000年特區長官何厚鏵宣佈停止興建公屋,主要就是因為商人手中土地過多,無法出售房屋獲 利。而且在停止興建公屋後,更在2004年停止接收新的公共房屋申請。

在2005年前,由於樓價還沒飛漲,所以民眾雖然失望,但社會也沒 有出現太大的反抗。但隨著賭業經濟的迅速發展,澳門貨幣流通量(M2)驟升,導致資金過多和高通脹,05年後樓價和租金迅速持續上升,而導致了今天的局 面。政府現在已經重新開始興建公共房屋,但是到2012年只計畫完成1萬9千個單位,不過僅在2004年停止申請時,輪候人數已經超過2萬。更何況這最近 6、7年來新增的青年需求。所以,用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數量遠遠不夠。地產問題是促進青年激烈抗爭的催化劑。

澳門未來轉型和發展
澳 門目前單一依靠博彩業的稅收與就業,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如果中國和澳門經濟經濟變緩,澳門必須要有應對的措施。我們要求政府將目前稅收分配到重要的方面: 一個是教育,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基層普及教育,包括大學,從而確保下一代的發展性;另外一方面是針對在職貧窮和老人提供保障。

中央政府和澳 門政策也在提產業多元化,但仍然是依靠博彩業推動的產業多元化。我們提倡產業多元化,是尋找由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混合的方式來推動發展。其中一點是鼓勵 社會服務行業,因為澳門正在趨向老齡化。澳門居民人口10年後(2020)將達到69-75萬,其中老人數量要增加一倍以上(從2009年的7.7%增加 到2020年的12.4%-17.7%)

在這個形勢下,如何發展澳門經濟和維持民生是個關鍵問題。因為擁有人才儲備,青年人可進行專門教 育和專門的技術認證;擁有固定的市場需求,社會老齡化需求和老人的數量規模是可以預估的;利用現有資金和社會積累,興建社會服務設施和公共房屋的。 2000年政府停建公共房屋後,相關配套措施養老院,醫院,學校都被迫停建。所以現在複檢公共房屋,我們力促政府需要恢復這些配套設施,而且澳門目前仍然 在填海開發,更應該用來建立新的公屋體系。如果政府能將這些因素和目前的財政儲備結合起來,就可以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服務產業。這不僅可以滿足澳門本地的 需要,而且在未來也可以服務於整個珠江三角洲。而這一切都需要使用計劃經濟的方式,以精確的預測來進行管理和規劃。

珠江三角洲已經開始進 入產業更新和後工業時代,過去依靠出口模式已經不可能持續發展,這需要大量開發內需,而且大規模老齡化現象需要大量社會福利措施和構造新的社會服務行業。 如果澳門能用10年時間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善的計畫體系的社會服務行業,那麼在未來珠江三角洲進一步融合時,可以與其他城市合作,而澳門年輕人將擁有更大的 發展空間。當然,這也取決於未來中國的整體經濟和政治變化。

新澳門學社的發展和民主運動
整 體而言,新澳門學社的直選議員數量2010年從2人增加到3人,是有相當程度的進步,但是相對於29個立法會議員,(其中7人是特首任命議員,10人為功 能組別選舉議員,只有12人是直選產生,澳門三位直選的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區錦新和陳偉智都來自新澳門學社,),澳門的泛民派非常弱勢。

對 於學社而言,如何維持選票支持率、推動政制、關注基層是很重要的工作。經過2010年改選,現在學社的領導層多為年輕人組成。學社支持者主要來自3個方 向,包括1989一代的知識份子,激進青年和一部分基層勞工,但同時學社內部在政治思想上想對多元化,包括左傾的,也有傾向自由市場的。現在青年人正在逐 步承擔起學社的主要工作,隨著未來澳門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形成,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目前仍然會盡可能去覆蓋不同的議題,關注現實和基層問題,反映社會不同 的需求。

澳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而且經濟產業對大多數人具有影響,以致現階段澳門社會的各個群體未有出現香港下層和中間階層的激 進化和大規模上街現象。這既包括五一遊行,在六四紀念問題上也是如此。在澳門,紀念「六四」和推動民主運動(包括支持國內維權人士)主要是由「民聯」,新 澳門學社也是「民聯」的參與團體。雖然不可能像香港紀念活動那樣的規模,但是處於歷史責任和社會道義,我們仍然會站出來,將紀念六四的活動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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