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民國百年——有國無民,有民無國

梁聞道(中國勞工論壇)與 周卡齊(臺灣社會主義者Blog)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卡爾-馬克思

根據美國學者馬羅利(WALTER H. MALLORY)1926年所作的《中國:饑饉之國》(China: Land of Famine)一書記載,從西元前108年到1911年之間,中國至少發生1828次有記錄的大饑荒,平均每年在一省或數省發生一次大饑荒。

從1842年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南京條約》到1911年辛亥革命,晚清政府共簽訂500多份不平等條約,賠款總額超過19億銀元,相當於清政府1901年財政收入的16倍。

1894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慘敗於日本,改良無望的孫中山痛心疾首,“中國積弱,至今極矣!……政治不修,綱維敗壞……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

如恩格斯所說,(民眾)對付政府的叛變和怯懦,只有一種手段:革命。中國百年革命肇始於此。於是,“民為邦本;主權在民;率土之濱,莫非國民”的“中華民國”之夢想也由此而來。

辛亥革命——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夭亡革命”

1911年“黃鶴樓兮忽樹革命旗”,革命的產兒——中華民國——,誕生了。但饑荒與戰亂並未遠離中國。倉促而就充滿妥協的辛亥革命不過是一場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夭亡革命”。雖然,革命推翻了腐朽不堪的舊滿清帝國統治,建立了名義上亞洲最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體系卻頑固依舊,盤根交錯的封建力量和帝國主義仍然控制著中國。

在帝國主義時代,“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雖然仍能動員底層漢族民粹主義,但早已與上層政治架構不相適宜。滿清政府經過近三百年的統治已成為中國封建地主士紳階層的代表,而非僅是外來統治民族。即使推翻滿清政府,如果沒有根本改變封建經濟制度,那麼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仍然不過是一紙空文。

辛亥革命前後,由於建立大一統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統一市場)的政治需要,和現實中資產階級革命派與舊封建官僚集團和改良憲政派的妥協,單純的漢民族口號迅速轉變成包含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主義口號,並且為此專門訂立出優待清朝皇室的條款。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的中華民族概念實源於此。

更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絲毫未曾觸及當時中國人民的真正大敵西方帝國主義,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傾心於日本、英國等帝國主義的斡旋、支持和承認,將他們視為可依靠的奧援。但是,如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民族獨立根目錄本無從談起。帝國主義與外國資本從1840年鴉片戰爭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百多年時間內,通過發動戰爭、強佔領土、迫簽條約、逼開商埠、建立租界、控制關稅、壟斷航運、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等經濟和超經濟手段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方面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予取予奪。

到1928年,外商壟斷資本占中國對外貿易額90%左右,占全國航運噸位77.7%,占煤礦投資72%,並在中國沿海和沿江的主要通商口岸與大城市都建立有武裝力量維護的租界,長期把持中國關稅體系達70年 之久。同時,帝國主義通過操縱各系軍閥和國內不同政治勢力作為代理人直接對中國政治局勢發揮影響力,通過教育與宗教機構在意識形態上建立話語霸權。新成立 的民國政府基本上承認了清政府時期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租界和法外治權,各路政客與軍閥還希冀在帝國主義羽翼之下為自己多分一杯羹。

不過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意識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從客觀的角度看,固然現代化的準則未必是必然西方化,但二十世紀的現實決定,現代化則一定是西方化,這已為包括日本、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在內等新殖民世界國家的政治轉型所證明。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除了各種暴行和各種不平等之外,……在客觀上還移植了新的生產力,加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歷史意義的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差別、使各民族同化的趨勢。”

在民權問題上,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更是乏善可陳。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寫的,“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

由於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架構沒有變化,而舊的封建地主士紳官僚、民間憲政改良派與海外資產階級革命派迅速合流,各種矛盾依舊存在,數百萬新生的工人階級和數億底層農民毫無參與政治的權利。

今天資產階級辯護士們喜好高談闊論民國初年的“民主與自由的黃金時代”。但事實上,北洋政府對選民資格有苛刻規定,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選民外,而即使男性中對財產與教育也有限制(只有擁有500銀元以上個人財產或小學畢業教育程度才能登記為合法選民),合格登記的選民不過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左右。當時億萬文盲的中國底層民眾(中國1949年前文盲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約為80%-90%)徹底排除在選舉政治之外。將大多數人口排除在外的所謂民主權利不過是“空頭民主”。更何況各地軍閥對於五四運動、工人罷工和所謂過激思想的鎮壓與屠殺,並沒有絲毫手軟。所謂北洋政府提供的“消極自由”的實質是由於軍閥混戰和各派勢力鬥爭導致的中央政府名存實亡和權力真空罷了。

袁世凱以下的北洋政府閣員和軍閥皆是當年清末新建陸軍中成員或前體制內的改良派,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大軍閥們往往就是大地主:袁世凱家族(河南擁有4萬畝土地,占老家彰德縣耕地三分之一),段祺瑞(東北土地20萬頃),馮國璋(蘇北75萬畝),張作霖(東北300萬畝);各省軍閥多佔有土地數千畝到數萬畝不等。

“新瓶裝舊酒”的政治格局使得這些老舊軍事官僚習慣於使用早已得心應手的封建主義和軍事主義的手段應對社會矛盾。在此背景下,袁世凱稱帝(1915年)和稍後張勳復辟(1917)的鬧劇接連出現也就不足為奇。袁世凱死後,由於缺乏權威性的軍事領袖,中國徹底陷入混亂之中。當時全國上下大小軍閥不下百人,各路軍閥依託不同的外國帝國主義,進行了長達十餘年的軍閥混戰。據統計全國大下戰爭不下500多場。

在戰亂連天與殘民以逞的局面下,民生二字更如夢話一般。北洋政府期間為維持統治和進行戰爭,軍閥們大舉借債、對內向民眾強行攤銷債券,對外則以管轄區域鐵路、航運等專屬權為抵押出賣主權;橫徵暴斂,強迫轄下農民種植鴉片,大規模預征田賦,1926年四川省軍閥在鹽稅上增加附加稅達26種之多,預征田賦到1957年,預征達30年以上。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卜凱(John Lossing Buck)的《中國土地利用》記載:1932年華北地區農民每公頃田地向縣政府所納之稅額為4.15元,合每畝0.2767元。華北三省政府帳目實征田賦及附加稅額征為0.1826元。其中超收達50%以上,全部落入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腰包中。

農村億萬農民仍然處在封建地主的奴役下。根據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委員會調查報告》顯示,占農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與富農控制著全國65%左右的土地(其中地主占人口3.57%,佔有土地45.8%,富農占人口6.40%,佔有土地18.0%),農村平均借款負債率為58%,借糧負債率為51%。中國最貧弱的數億農民已是苦不堪言,難以生存,坐以待斃,莫如拼死一搏。這也為中共進行農民戰爭和土地革命提供了溫床。

正如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中指出的,“中國的農民暴動比較俄國更加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動。中國經濟沒有獨立的地主階級。土地領有者乃是資產階級。農民暴動所直接反對的豪紳,正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及帝國主義的剝削制度之最末環節。”

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作為新興階級而發展起來。近代中國工人階級人數甚少,總數不過三百萬到四百萬,僅占1920年代全國人口的0.7%到1%左右。但其集聚在東部沿海沿江的少數工業城市(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和香港等)和礦區內,如當時上海一座城市聚集了中國現代工廠的48.7%。中國工人階級作為最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的代表,同時遭受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三重殘酷壓迫與剝削,日常工時長達10-12小時是普遍現象,工資收入勉強維持生存。根據1920年代上海本地報刊調查顯示,僅上海一地就有十四歲以下童工近十八萬人,而當時上海人口不過一百多萬。

由於這種生存狀況和階級壓迫,使中國工人階級具有更強烈的革命激情與反抗意志,並且更容易實現組織和團結。但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也存在一些 弱點,其中重要一點就是與農村和農民階層的親和性,大部分的中國工人階級都是直接來自仍然受封建生產方式約束的農村,仍帶有很強烈的小農階層的意識與特 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半個農民”,這就決定了他們同時存在農民階層保守、猶疑和狹隘的落後性。

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生提出的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目標歷經1911年辛亥革命、1925-27年國共大革命都沒有實現。最終,直到1949年中共在“社會主義”口號下推動建立工人國家的第三次革命才得以實現這一列寧(評論孫中山1912年演講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稱為“最純粹的最澈底完滿到合乎理想的資本主義”。這充分證明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當時的客觀條件下,資產階級根本無法實現其革命目標,而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最終實現並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國共大革命——同床異夢前功盡棄的“半場革命”

由於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大危機導致歐洲帝國主義諸強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9) 的血泊泥潭中無暇東顧,中國作為後進者得以快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中國工人階級和與之相伴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快速擴張,而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和農 民基層日益走向衰弱。由於辛亥革命並沒有實現統一國家和民族獨立的任務,當時身處帝國主義與封建地主勢力的夾縫間成長起來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其政治代言人孫 中山與國民黨希望發動一場新的革命打破桎梏,完全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為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趨勢需要重新構造統一的市場、民族性和重建文化需求。中國託派王凡西提出,按照歷史經驗,文化運動總是發生於革命之前,沉寂於革命激戰之時,再發生於新政權穩固以後。而知識階層則是這一變動的主要受眾和傳播者。正如葛蘭西對“文化霸權”(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分析結果,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鬥爭就是文化批判。

從1910年代中期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時以陳獨秀與胡適等為首的知 識份子們開始對長達兩千年的傳統儒家文化和保守主義進行大力批判,並幾乎狂熱地去吸收和接納西方社會最新穎和最激進的思想。這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對傳 統文化和舊意識形態地徹底否認與割裂,而全盤西化的做法,並不是中國的特例。1919年一戰後凡爾賽會議上的喪權辱國為這一新文化運動轉化為五四政治運動提供了契機,也由此推動工人階級政治抗爭、社會主義思潮和共產黨進入了民國的政治舞臺。

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後,歐洲革命的失敗使新生的工人國家身處國際孤立與封閉之中,急切需要尋找新的世界革命突破點和革命盟友。列寧基於當時帝國主義統治秩序現狀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分析得出“革命重心東移”觀點。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國當時最左傾激進的知識份子發起成立。而與此同時,尋找新出路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在國內外壓力下進一步趨向左轉激進化。從1921年底開始,在第三國際的斡旋與引導下,國民黨和共產黨逐步接近進行“國共合作”的第二次革命。

共產黨員從1921年的50多人發展到1927年5.7萬余人,領導下屬工會300多萬會員,農會700多萬,工農運動在南方各地如火如荼開展。本早已失去生機鬆散腐敗的國民黨人數也迅速增加到60多萬,吸收大量新鮮年輕激進的黨員(其中包括數萬共產黨員),在蘇聯的軍事援助下,建立新的革命軍隊國民革命軍。1927年,上海80萬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三次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推翻軍閥統治奪取政權,而國民黨的北伐軍隊在共產黨人和各地民眾支持下所向披靡,統一中國之勢幾成。

但是,正如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所表述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越到東方越反動。”中 國的資產階級從出生起就不是獨立發展的,其脫胎於封建地主勢力而依附於外國帝國主義。固然有時會表現出與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衝突的一面(尤其是當帝國主義 企圖獨霸所有財富之時),但同時其又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間的媒介與潤滑劑。它既不敢真正觸動賴以生長的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要依賴先進得多的帝國主義 主導的世界市場賺取自己的那份利潤(剩餘價值),所以不得不以更野蠻、更原始、更血腥和更笨拙的方式盤剝本國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

即使為了實現其統一國家和民族獨立的目標,暫時願意與工人階級進行合作;但當工農運動蓬勃發展開始威脅到其政治基礎和統治時,資產階級會毫不猶疑地迅速轉向反革命,鎮壓昔日的盟友,而這就是1925-1927年國共關係隨著革命迅疾發展而摩擦日增的背景,先後發生“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等,直至最終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進行“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的緣由。

當時無論是的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還是遠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都對此問題早有預見。1927年3月,托洛茨基在寫給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的一份信中提出,“我們將在第一次轉變時,遭到可恥的失敗,(國民黨)佔領上海多半會成為這一轉變的時機。”而1926年到1927年3月見,陳獨秀在政治局會議上三度提出要退出國民黨,同樣在1927年3月更是明言,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裝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服從革命的力量。

由於共產國際在史達林主義的控制下,稚嫩的中國共產黨亦步亦趨地遵循著僵化的“階段革命論”,與所謂進步資產階級階級合作,甘為國民黨的“苦工”。當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時,中共缺乏獨立的階級鬥爭策略與領導層,手足無措,革命被白白葬送。

1927年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大肆屠殺與消滅進步革命力量,共產黨員人數從5.7萬下降到1萬多,多被國民黨右派和軍方殺害。數以十萬計積極參與革命的工農和國民黨左派也遭殺害和清黨;國民黨自身黨員數量從60多萬驟降至20多萬,青年菁英付之一炬。僅廣西一省,國民黨黨員數量從1927年初的15萬人下降到1934年的5千 多人,上海清党竟將章炳麟、黃炎培和張君勵等老同盟會分子列入通緝名單,北伐時期投身工農運動的國民黨基層黨員多被地方土豪劣紳屠殺,在國民黨基層相對深 厚的江浙一帶,縣鄉黨部竟然殺得連能刷標語的基層幹部都沒有。即使反共著稱的梁啟超此時也說,從國民黨中把共產黨剔去,國民黨簡直成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從此之後,土豪劣紳、軍閥幫會與地痞流氓此後紛至遝來,紛紛成為國民黨基層成分。國民黨左翼力量喪失殆盡,徹底陷入腐化墮落之中。同床異夢的國共大革命成為一場前功盡棄半途而廢的“半場革命”,資產階級派終歸沒有實現實質上的民族獨立和國內統一。

國民黨執政——殘民以逞窮途末路的“失敗政權”

固然,在中國學術界和網路上有不少對於1928年-1937年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所謂“黃金十年”經濟發展的浮華吹噓。但事實上,這不過是1929年 代末世界性資本主義大蕭條,外國資本無力東顧,使得國內資產階級可以依託本國市場而推動輕工業有所發展,但真正需要技術和大規模投入的重工業並無發展,鋼 鐵冶煉反而發生退步。在這一階段,各省自然災害不斷,軍閥混戰頻頻。國民黨的中央政府雖然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但是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仍然只能實際控制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等長江中下游的少數幾個省份。其他廣大地區或為各地軍閥控制,或為日本等帝國主義侵略盤踞。而占國民政府總收入80%以上的關、鹽、統三大稅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舉債早被當作抵押,加之大規模內戰導致的龐大軍費開支(當時中央政府年財政收入不過五億元,而僅軍費開支就達八億元),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有名無實。

國民黨政權為剿滅共產黨、改造國民黨和統一全國政令,試圖推動中國化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其中包括建立藍衣社(三民主義力行社)和推廣新生活 運動。但在絕大多數人口仍然是文盲小農的中國社會,加之政令不統一,各地軍閥割據,國民黨自身的腐敗無能,國民政府妄圖以強權化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法西斯化 運動進行革新的目標終以失敗告終。而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共在史達林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壓迫下,則轉向農村地區通過農民戰爭和武裝割據的方式,由於其主張和 策略契合當時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社會特徵,通過大規模推行土地改革和改良政策,曾經被削弱的力量反而得到了長足發展。

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嚴重依賴資源進口和工業品出口的日本陷入重重危機之中(當時美國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其次為中國)。在 這種局面下,日本國內政治集團和階級間矛盾衝突日益尖銳,亟需對外拓寬資源來源和銷售市場,缺乏強大民族國家體制保護(關稅壁壘與軍事力量)的中國成為其 為擺脫危機而進行掠奪的首要目標。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方激進勢力一槍不發佔據東三省,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陷入長達八年的戰火之中。抗日戰爭導致中國死亡超過3000萬人,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至少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20年。

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開宗明義提到,“在資本主義衰退的條件下,落後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的一些老中心已經達到的那種水準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由於自己已經進入死胡同,便擋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國家的道路。……因為它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了。生產資料社會化已經成為使國家擺脫野蠻狀態的一個必要條件。”

無論是日本或是德國 都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和對外戰爭強行突破原帝國主義秩序而成為強國。近現代中日之間的歷次戰爭也就是日本作為落後國家躍入帝國主義列強行列必不可少的路 徑。在歷史進程中,因為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性和衝突性,使所謂後進國家進行的資本主義擴張與工業化發展往往會戛然而止,並由於內外部的因素產生巨大的 社會變動,或是外部戰爭,或是內部革命。

腐敗不堪的國民黨對日作戰頻頻失利,喪師辱國;既無力也不願發動和武裝群眾抵抗入侵,而一味依靠抓壯丁來擴充臃腫無能的獨裁軍隊。從1937年到1944年,國民政府總共抓壯丁(強迫民眾服役)1100萬,只有半數真正到達前線,其餘或病亡或逃走。抗戰8年發動22次大會戰,無一場會戰真正實現戰略目標,幾無勝績;丟失3億人口和大半最富庶的國土。

抗日無力,殘民有加。1938年,為阻止日軍向中原地區進犯,炸毀黃河花園口堤壩,導致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洪水氾濫1250萬人受災,89萬人死亡;日軍因此傷亡不過千人,最終也未能阻止其佔領武漢。1942年夏到1943年春,戰爭前線河南省發生旱災,大旱之後,又遇蝗災,全省一百一十個縣夏秋兩季大部絕收。河南省3000多萬人口中300多萬餓死,300萬到500萬成為流民,赤地千里,人競相食。但蔣介石政府仍然超額強征軍糧,層層盤剝;當時駐河南的湯恩伯軍團庫存積糧100萬袋麵粉,可供二十萬軍隊食用一年,但國民政府拒絕向災民提供援助。湯恩伯軍團與水災、旱災和蝗災一起被當地災民稱為“水旱蝗湯四大害”。

1943年冬天,日軍開入國軍棄守的河南災區開始發糧救災。正如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評論,“在河南農民的心底,有一種暴怒……,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1944春夏,日軍發動打通與東南亞日軍匯合的豫湘桂“一號作戰”, 五萬多日軍打垮四十萬國軍,數十萬豫西農民拿起菜刀和鋤耙沿途配合日軍截擊國民黨軍隊,整排整連的國軍士兵被繳械、槍殺,甚至活埋。當一個國家最受壓迫的 底層民眾為反抗統治者的殘暴,而與侵略者的軍隊一起向政府的軍隊發動進攻時,統治集團(至少在這一地區)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已蕩然無存。

貧弱積弊的中國雖然將日本帝國主義拖入了持久戰的泥潭之中,但終歸無法憑一己之力趕走侵略者的軍隊,1945年隨著世界大戰形勢的變化,美蘇直接捲入對日作戰,“苦撐待變八年”的抗戰終以“勝利”宣告結束。

但是,專制腐敗的國民政府並沒有能力控制和發展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派往各地接收的官員迅速成為“劫收大員”實現“五子登科”(票子、車子、房子、娘子和兒子),巧取豪奪無所不為。國民政府橫徵暴斂濫發貨幣,國民經濟陷於崩潰之中。四川省政府竟然預征田賦到1990年(北洋時四川軍閥已預征田賦到1957年)。1946年1-5月,國民政府財政收入不過2億5千萬元,而支出達到15萬億,收入僅占支出的六千分之一。1937年法幣發行量為14億元,到1945年抗戰結束為5000多億元,到1948年發行量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法幣的票面價值已經不值其本身紙張和印刷價值。1946年冬,上海警方開槍鎮壓被取締的小販,死十數人傷上百人。1947年,全國九省38座城市發生搶米風潮,各地數百萬學生與工人紛紛捲入“反饑餓、反內戰,反壓迫”的抗議活動中。而國民黨專制政府一意以暴力鎮壓,剝奪民眾言論與表達自由,動輒以“通共”非法拘禁、刑訊乃至暗殺。民謠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1948年國民政府孤注一擲推行金圓券幣制改革,強行收兌民間金銀和外幣通貨;妄圖以國家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苟延殘喘。蔣介石任命其繼承人蔣經國率領三民主義青年團督導中國主要經濟中心上海的金圓券推行。但是由於官僚資本壟斷腐敗、官商勾結和政府無序濫發,原定發行額為20億元的金圓券,到1949年6月發行總量達到13.03萬億元,擴張6500倍,在新疆甚至出現面值高達60億元的高額紙鈔。兌付金銀打擊了城市資產階級和中產階層,而官僚權貴資本則仍然不受影響,反而通過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大發橫財。最終,金圓券體系崩潰釀成大規模經濟危機,引發世界歷史上第二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而國民黨政府由此徹底失去了其統治基礎城市資產階級的信任。

與此同時,中共的力量則繼續抗戰中的迅速發展,推行其日益成熟的農民戰爭、土地革命和其他改良主義措施,雖然名義上仍秉承“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同時在農民階層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左右逢源。共產黨軍隊從1937年接收國民政府整編時的5萬人左右到1945年發展超過120萬,實際控制邊區人口近1億。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兩個自主的政權不能同時並肩地在一個國家裡行使權力。它們之間的鬥爭必須由物質力量來解決。國共兩黨的衝突和嚴重的階級矛盾只能以戰爭的方式予以解決。國共內戰始於1946年二戰結束未久,當時共產黨在整體力量上還遠弱於國民黨。但從1947年起,即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也開始拋棄蔣介石尋找出路。從1946年到1949年,國民黨800萬軍隊中戰場起義投向共產黨的近200萬。羽翼漸豐的中共在其控制的範圍內越來越發展出一種雖然專制但相對高效而清廉的全能政府,這成為了億萬中國普通民眾在無可奈何中唯一的希望。

就連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12日演講中談及國民黨丟失政權時承認,“……中國人一貫的耐心與忍耐已經在悲慘的命運中耗盡。他們毫不在意推翻這個政府。…….這一臃腫無能(的政權)在整個國家和軍隊中都完全失去了支持,因此整個建制徹底土崩瓦解。”

苟延殘喘的中華民國與悲情的“亞細亞孤兒”

此消彼長。1949年國民黨政權,一個因失去信仰、腐敗無能、專制獨裁、橫徵暴斂的政權,在丟失了整個中國大陸之後,終於走向窮途末路;帶著數百萬軍民和敲骨吸髓的劫掠被迫孤守臺灣——剛剛”光復“未久的”亞細亞孤兒“。

“公會堂的禮堂,樓上樓下擠滿了參加儀式的人,臺上中央前面掛著國父遺像,……不久,歷史性的受降典禮開始了,萬歲聲震憾了整個禮堂,鼓掌聲猶如萬雷齊動。台灣就這樣完全地複歸祖國,從五十年來的殖民地生活解放出來。”臺灣鐵血詩人吳濁流《臺灣連翹》一書中繼續寫道,“我看著這一場典禮,眼淚不住地滂沱而下。……光復之初是同胞遺體,以心互許的,”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10月25日,國民黨政府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了受降典禮,臺灣從此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然而,“祖國”政府帶來的,不是戰勝國的自豪與幸福,而是通貨膨脹、專制獨裁與貪污腐敗。國民黨政府罔顧臺灣民意與破敗的民生,以國家資本主義為手段,大肆掠奪臺灣物資以支持中國內戰與專制統治。“祖國”對臺灣工農的壓迫絲毫不下於日本殖民政權。臺灣民眾希望民主自治與參與政治的意願被完全漠視。臺灣人民對於所謂“祖國”代表的民國政府徹底失望。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迅速成立了接收委員會與日產處理委員會,負責接收日本留在臺灣的公有產業與私有產業。到1947年,國有產業占工礦業生產比例超過70%,國民政府繼承了日本在台壟斷資本的地位,但未將之用於改善臺灣人民的生活。

1947年2月27日,臺北政府緝私人員開槍打死群眾,2月28日 臺灣民眾群集抗議,憤怒的情緒終於在二二八抗議事件中全面爆發。國民黨當局血腥鎮壓這場臺灣人民自發性、缺乏組織的抵抗。最終,事件沒有上升為革命,也並 未達到部分知識份子高度自治的訴求,卻引來國民黨軍事鎮壓後的清鄉屠殺行動。根據行政院調查報告,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到兩萬八千人之間,而當 時臺灣人口僅六百萬人左右,相當於每三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死亡,鎮壓的殘酷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權為對抗大陸的中共政權、維持統治與控制農業積累,不得已在臺灣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等等土地改革。(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未能做到平均地權而丟失政權,當時在臺灣本省的大地主尚不是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故可徑行而無所顧忌。)

挾著二二八事件的恐怖與威勢,國民黨得以在臺灣進行劇烈的社會變革。時任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部司令的陳誠曾公開對地主們講:“…(三七五減租工作)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不要臉皮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無異於以暴力要脅地主配合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的“成功”,也成了國民黨及其宣傳機器數十年間歌頌不斷的“德政”。

雖然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釋放大量依附地主的佃農;但是如此成功的「德政」並未造就宣傳中一批所謂生活美滿的小 農。國民黨的土地改革並未真正傷及大地主,反而使得一般中農以及中農以下農民的耕地更加零碎化。在國民黨施行土地改革,消滅佃農制的同時,政府對農民以各 種名目進行壓榨,例如:米肥交換制、公學糧、國防稅、餘糧徵收、公定價收購等等。在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政府掌控的糧食平均約為總產量的30%,對耕地本已不足的農民來說,官僚資本主義政府無止境的盤剝和負擔絲毫未比封建地主留情。

耕者有其田政策其十年的贖買期限,搭配上地租實物繳納制,事實上就是將大批的小農鎖在他們自己的零細土地上,不但無法將土地轉賣、轉租,甚 至連轉換作物都不可能。「國家佃農制」帶來的工農剪刀差為國民黨政權實現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積累。這些措施除了穩定了國民黨軍事政權以外,更創造了一批農業 半無產階級。並且在十年贖買到期以後,從農村釋放出來大量富餘勞動力為臺灣60年代後的工業化提供了大批的廉價勞動力。(今天中共政權在大陸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頗類似於此,但尚未最終走向土地私有化)

可以說,沒有國民黨的血腥鎮壓及隨之而來的土地改革,就無從談起後來臺灣經濟起飛的工業化。為更有效率地利用資本,國民黨決定完全掌握經濟制高地——金融業,在60年代,臺灣的金融機構除了國營單位以外,只有外資銀行。而當融資的權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和資本家的利害關係自然會緊密的結合,官商一體的巨獸已然形成。

其後的工業化過程亦不脫其內在的暴力性格以及官商一體的特權體制。在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臺灣,所謂民生主義卻是完全建立在對工人以及對農民的殘酷壓迫之上,名為發展社會民生,實為發展官商一體的特權資本。

時至198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掘墓人無產階級的力量進 一步得到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對於自由市場、資本和勞動力流動的需求更見旺盛,民眾對於民主權利和政治參與的願望更為熾烈,只有突破官僚資本主義和國家專制 機器的控制,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才能得到發展。資產階級的需要和群眾運動的衝擊,使國民黨統治逐漸鬆動,逐漸開始有了向資產階級民主過度的跡象。

這一過程常常被國民黨官方解釋為“經國先生(國民黨人對蔣經國的愛稱)順應民主的潮流”,作為“德政”大肆宣傳。我們或許可以來回顧一下國民黨的“聖君-經國先生”到底對民主採取什麼態度。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行遊行與演講,遭到軍警強硬鎮壓,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其後展開全國性逮捕行動。1980年2月28日,因美麗島事件被收押的林義雄,家中遭情治人員襲擊,母女四人三死一傷。1981年7月,旅美青年學者陳文成返台,因捐款給美麗島雜誌遭警備總部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1984年10月,筆名江南的劉宜良因撰寫《蔣經國傳》一書,在美國遭國民黨雇用殺手暗殺。蔣家政權在臺灣犯下累累血案,顯示了國民黨政權專制壓迫的本質。

解嚴後,資產階級民主化並沒有給工農群眾帶來了真正的自由和利益。臺灣民主化的1990年代也正是國民黨黑金政治最嚴重的年代。失去了過往絕對權力的正當性,國民黨找上了黑道與資本家以維持自身的既得利益。例如曾說過「高屏溪以南,殺人無罪」的屏東縣議長鄭太吉、曾任國民黨中常委的王又曾、引爆十信案的國泰蔡家蔡辰洲等人,皆是黑金政治的代表。

跟隨全球新自由主義風潮和迫於社會壓力,國民黨官僚資本也逐漸開始轉型,國營事業民營化(私有化)風潮中包含大量的官商勾結、私相授受。臺灣的國營事業也大量毀壞於資本家的投機利用中。作為當時主要反對勢力的民進黨,則將私有化看做削弱國民黨經濟實力的戰術而大力支持。

政治自由方面未見什麼實質的進步。1991年,爆發清華大學獨台會案,幾人閱讀史明所寫的《臺灣人四百年史》被以預謀叛亂罪起訴,一度求處死刑。甚至到2008年,保護中國大陸的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談判,剛上臺的國民黨政府以民為敵,動用警政暴力壓制手段,引發近年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警方暴力程度毫不遜於1990年代。在資產階級國家中,所謂二十年民主化進程和法律的改變,能否真正防止國家對人民使用暴力,陳雲林事件給臺灣人民一個最好的例證。

二戰結束之後,臺灣人民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接受了早已被中國人民唾棄的“中華民國”。而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撤退遷台後,無時無刻不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為中國大陸來台的資本家、臺灣本地資本家和國際資產階級服務,用盡各種手段壓迫臺灣人民。更加諷刺的是,這個自稱“自由中國”的政權在過去推動臺灣經濟發展卻是依靠殘酷壓迫工農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而絕非宣傳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其眾多作為倒與對岸的“紅色中國”專制控制有異曲同工之妙。

今天面對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雖然名義上是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經濟收入等各項指標也位列世界發達經濟體行列,但國民兩黨推動著大同小異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將危機負擔轉嫁給臺灣勞動人民。這一政權的統治基礎——臺灣的資產階級——則殘酷剝削中國大陸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廣大工農無產階級。

更為 吊詭的是,控制中國大陸的中共官僚專制政權經過三十年資本主義復辟,以血腥殘暴的專制國家機器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外仰賴勾結國際壟 斷資產階級,對內紅色權貴與新興資產階級融為一體,殘酷盤剝億萬工農大眾,走上了當年被其稱為「人民公敵」的蔣介石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反動道路。

中華民國,名曰民國,實際卻是有名無實;三民主義更是空中樓閣。民治、民有、民享,無一實現。1911年到1949年,雖有其國而無其民;1949年到2011年,雖有其民卻不知何為其國。

民國百年,百年迷夢,百年中華民國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迷夢,是人類社會階級剝削與階級鬥爭的歷史一葉而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民國迷夢該醒矣,迷夢不醒,則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億萬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將永無其「國」——真正屬於工人階級與億萬勞苦大眾自己的國家。

參考閱讀書單:
《辛亥革命史稿》金沖應與胡繩武
《辛亥革命史論》張玉法
《劍橋中華民國史》費正清
《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莫里斯-邁斯納
《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
《中國革命問題》托洛茨基
《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
《土地與農民》李大釗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江村調查》費孝通等)
《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劉明逵編1985年中國社科院
《中國職工運動史1919-1926》鄧中夏
《中國職工運動狀況1928-1930》羅章龍
《等待收成》(Honan Famine)白修德 1943年《時代週刊》
《溫故1942》劉震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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