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義與同性戀平權運動

社會主義者應該介入一切必要的進步的社會運動中。尤其是在階級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應該充分認識到那些所謂「次要鬥爭」的重要性,並在一切群眾不滿、遭受壓迫,控制和統治的領域和各個層面進行鬥爭,否則將是極大的失職

《社會主義者》編輯組如欲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請電郵:cwi.china@gmail.com

《社會主義者》雜誌近期發佈了同性戀平權運動的手冊繁體版本《性平權抗爭與社會主義》簡體版本《爭取來的天空》。同時,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支持者)也在11月15日參加了香港一年一度的同性戀平權遊行(Hong Kong Pride Parade),這是工國委(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第二次參與該項活動。《社會主義者》雜誌希望通過製作該手冊和參與同性戀平權遊行表明我們對遭受歧視和壓迫的同性戀者和平權運動的支持。此後,我們收到了不少來自讀者的反饋,其中既有來自同性戀者與左翼青年的支持和鼓勵,也有來自其他左翼的不同觀點。有人認為本雜誌關注同性戀運動是「不務正業」,應該更多關注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本身,甚至還有毛派朋友來信將同性戀行為稱為「心理變態」。

為了進一步說明我們在同性戀平權運動問題的立場,及如何看待同性戀平權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我們刊發此文以作回應。在撰寫本文時,編輯組專門與幾位中外同性戀社會主義者和同性戀運動活動分子進行了交流,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同性戀在中國

1990年代前,中國曾經出現過以「流氓罪」將同性戀者入罪的案例。雖然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處罰和強迫勞改並不普遍,但是同性戀者遭到治安拘留與罰款、及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等體制性處罰的情況則並不少見。在整頓社會治安和打擊刑事犯罪時,同性戀人群也會成為當局的「重點嫌疑人群」和「整頓清理對像」。在醫學上明確將同性戀歸屬為性變態,需要進行專門的精神病治療。

從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學術界開始對同性戀問題非病態化進行討論,司法方面也基本停止了對同性戀者的法律處罰。1997年中國新刑法取消「流氓罪」條款,這被廣泛視為正式將同性戀非罪化。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規定,同性戀的性活動並非一定是心理異常。由此,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

當前中國同性戀人群數量
2006年中國衛生部發佈的報告 500-1000萬
張北川與李銀河等性學專家估計 3000萬到5000萬

傳統上,中國社會對同性戀歧視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表現為外界干預性的歧視,但直到今天,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制更為厲害。

雖然,整個社會對同性戀的環境日益寬容(寬容本身並非意味著非歧視),尤其是在青年人中更是如此,也出現了與之相關的亞文化(「腐女」與「同人」文化等)和亞社會。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同性戀就不存在壓迫與歧視。

中國迄今沒有通過反歧視同性戀法,也不承認同性婚姻和同性配偶的合法性。更不用說,像中國其他被壓制的人群一樣,中國的同性戀者無法像其他國家地區的同性戀者一樣舉行遊行和示威活動表達自己的主張與想法。

今天全國有數千個同性戀或者同性戀友好網站,並且在各大城市都出現同性戀聚會場所、酒吧和俱樂部。但同時這些同性戀聚會場所仍然被官僚當局和警方視為高危人群聚集場所而受到重點關注對象,遇有重大活動則會遭到整頓和清理;類似於引發美國1969年石牆酒吧暴動的誘因,腐敗警察襲擊同性戀酒吧等搾取保護費的情況也屢有出現。

2009年網絡版《中國同性戀生存狀態調查報告》
 不會對任何人表明自己是同性戀 52.2%
只會對要好的朋友說己是同性戀 29%
只會對陌生人說自己是同性戀 11%
不介意對所有人都說 8.5%
會對家長說自己是同性戀 1.3%

可見,在日常社會交往、工作和求學中同性戀者仍然往往會想法掩蓋其身份,因為同性戀身份很容易被群體排除在外。而在家庭生活中更是如此,由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延續與傳宗接代的想法,和掩蓋身份的需要,同性戀者普遍出現結婚掩蓋性取向的現象。據相關調查,中國至少有數百萬到上千萬同性戀者的異性婚姻,這給同性戀者本身和其異性配偶都帶來嚴重痛苦。

同性戀歧視與資本主義

根據科學調查,同性行為不僅出現在人類社會中,也廣泛出現在動物群體中。關於同性戀的成因學術界有諸多討論,其中既有基因決定論也有社會影響論。人具有雙重性,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超越自然是社會關係的綜合體現。基因因素對人的性取向有影響,但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社會因素對性取向同樣產生影響,其中包括孩子與父母的關係、成長經歷、文化因素和周邊的環境等。人類學家克利蘭-福特 (Clellan Ford) 與法蘭克-比馳 (Frank Beach) 在他們1965所著的《性行為的規律》 (Patterns Of Sexual Behaviour) 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的性取向分佈,無論是在頻率上還是在表現形式上,在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歷史時期當中都是非常不同的。

但同性戀之所以是同性戀的成因並不是關鍵,因為縱觀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同性戀人群一直跨階級地存在於各種社會、族群和制度之中;絕非是某種社會制度和某個階級的特殊現象。相反對同性戀認可和壓制與否,卻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背景下有著不同的表現。

資本主義社會是高度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綜合體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壓迫與剝削從來不是一個單質化的議題,其中包括經濟、社會、地理、倫理和性別等各個層面問題,而性別歧視和同性戀歧視是其中一個重要維度。

性別歧視與同性戀歧視其實是相互關聯的兩個問題。因為,性別歧視(對女性的歧視)是隨著家庭單位的產生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並將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角色徹底地兩極固化。現代意義上的家庭成為了一種彷彿自然而然永恆不變的社會現象。而在此基礎上,違背家庭構成的同性戀現象也就合乎邏輯地被當作是「非自然(變態)現象」。

其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曾指出,母權制的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這是生產力發展而導致私有財產積累的結果,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專偶制。男性在物質生產中日益佔據主導地位,意味著女性從屬於家庭或成為次要勞動力,這也成為每一個階級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該書中,恩格斯還進一步引述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觀點,專偶制和土地所有制是文明時代(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的主要特徵,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為對立面的社會(階級社會)中,個體家庭是一種經濟單位。所以,這種由一夫一妻組成的「核心家庭」概念並不是人類恆久不變的概念,而是資本主義制度與父權社會為維護私有制和統治秩序共謀的產物。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具有雙重功能:經濟的和意識形態的。為此,無論是資本主義保守派,還是法西斯主義都熱衷於宣傳那種「道德完善的標準核心家庭」。同性戀者的生活方式本身是對這種核心家庭概念的直接挑戰,也間接挑戰了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和私有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所以,歷史上資產階級主流文化曾經將同性戀(所謂「墮落的文化」)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相聯繫。工人運動與革命歷史中,不少工運領導人本身就是同性戀者,如早期德國工運領導人施懷策(Jean Baptista von Schweitzer)。美國1948年成立的早期同性戀維權組織馬太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就是由哈利-黑(Harry Hay)等一批既是同性戀者又是前美國共產黨黨員發起的。在1950年代美國麥卡錫反共高潮期間,麥卡錫等極端反共派直接將同性戀稱為「共產主義者的陰謀」。

但是,在中國的傳統左派(毛派居多)中,由於受到僵化的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事實上是歷史性的父權文化的反映),認為男同性戀者所謂缺乏男子氣概,沒有革命性;而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由一夫一妻組成的革命家庭」(私有制下核心家庭的概念)的標準,將同性戀歸為心理變態、道德墮落和資產階級腐朽文化。

其實,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是世界上最早將同性戀非罪化的國家,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廢除了舊刑法中的相關條款。蘇聯直到1930年代斯大林全面掌權後,才恢復了對同性戀的法律處罰。

對於社會中的少數派和弱勢群體的偏見與歧視是維持專制壓迫的重要手段,有目的地挑選沒有話語權和無力反抗權威的群體進行直接壓迫,同時也是對其他絕大多數受壓迫者的警告,從而維持統治秩序。1940年代,德國納粹也曾將同性戀者與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一起投入集中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同性戀者成為了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共同壓制的「我們時代的異端」,成為官僚專制統治和相伴的文化霸權的產物。

同性戀平權運動與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並不諱言,限於文化和科學的發展及歷史認知,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具體的同性戀問題上的認識不盡正確。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是盲信者和教條主義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對現實世界和社會問題的認識上需要與時俱進,這才是真正科學的唯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

馬克思主義對於人的自由解放與社會性的認識的基本原則仍然完全適用對於同性戀問題的分析。《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性取向的自由自然也是人的自由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等人認為,所有性取向和表達方式都應該得到尊重,只要它不妨礙其他人;只有承認人與人的差異,才能真正促進社會融合。從追求社會正義和平等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人之所以人具有維護其尊嚴和做出選擇的權利。

首先,同性戀是跨階級普遍存在的現象,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者本身就是工人階級;所以捍衛同性戀權益本身也是在捍衛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權益,同樣爭取工人階級的整體權益也是在為這些同性戀工人群體爭取利益。

對社會主義者而言,團結同性戀群體也關係到如何實現工人階級整體團結的重大問題。不關注同性戀運動,又如何團結工人階級中的同性戀者,又如何讓同性戀者相信,社會主義是為其利益爭取的。因此,同性戀運動應該成為工人運動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權益之計的聯合對象。

其次,社會主義者應該介入一切必要的進步的社會運動中。尤其是在階級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應該認識到那些所謂「次要鬥爭」的重要性,並在一切群眾不滿、遭受壓迫,控制和統治的領域和各個層面進行鬥爭,否則將是極大的失職。根據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一方面,我們認知,工人階級與同性戀者無法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最終的平等與解放,所以需要推翻資本制度;另一方面,我們需要通過「不倦地保護工人的民主權利與社會改良的成果,並將無產階級的各個部分與各個階層都吸引到革命運動中」,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同性戀運動。

假如因為所謂「同性戀平權運動」不是工人運動與階級鬥爭的核心問題,而不應該投入更多精力,那麼現實世界中的眾多社會運動,諸如反全球化運動、環境運動、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等,等都並不是根本性的革命問題,而只是改良主義運動。

而且,同性戀平權運動對於爭取女性權利和反對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運動更具有現實意義。支持同性戀平權運動本身就是反對極端反動和保守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極右勢力。迄今在東南亞、中東和非洲,仍然有15個國家將同性戀視為犯罪,其中8個國家甚至有死刑處罰。而在歐美等國,往往同性戀者也會成為極右法西斯主義、新納粹主義和宗教極端保守勢力的攻擊對象。

再次,關於性問題(包括性別平等和同性戀平權)的許多鬥爭事實上指向社會主義的兩個核心問題:民主與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民主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假如沒有民主多樣化,就無法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而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意味著對保守和傳統思想的挑戰。女權主義和同性戀政治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傳統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進行了顛覆性的挑戰。

最後,同性戀平權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間的關係是雙向互相影響的。當社會主義者介入同性戀運動時,同性戀者也會認識到局限性的改良運動無法根本改變其群體的狀況,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那麼同性戀者就與其他受歧視和壓迫的群體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平等與解放。同性戀社區和同性戀平權運動則可以通過參與社會主義和工會運動學習如何進行戰略與戰術發展及強調團結的重要作用。

今天在同性戀平權問題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左派不是投入精力過多,而是投入精力過少,或者說是自我放棄鬥爭陣地。國內關注同性戀問題的多是資產階級自由派,資產階級學者和文化界把持了同性戀議題的話語權,而資本家和消費主義文化則控制了其發展。

2009年開始,在中國上海同性戀活動「上海驕傲周」(SHANGHAI PRIDE)迄今已經舉辦了三屆,但是活動內容主要是冷餐會、聚會、電影放映和討論會,全部在室內舉行且非常商業化,參與者也主要是商人、藝術家和白領工人等少數精英階層。但即使如此,活動還處於當局的監控之下,曾經發生過工商管理局臨時叫停電影放映的情況。不過,這種同性戀活動的商業化並不是中國的獨特現象,而是世界範圍內的現象,在西方舉行的關於同性戀遊行和討論會,也往往以高昂的票價將普通工人和青年排除在外。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文化制度通過收編邊緣和挑戰性文化而維持其霸權統治。

如果一方面承認現實同性戀文化非常「非政治化」和為小資文化影響,一方面卻愈加不關注其發展,拱手向資產階級自由派讓出話語權;其實是保守與缺乏自信的表現。這不應該成為社會主義者不關注和忽視同性戀平權運動的借口,而恰恰應該成為社會主義者介入同性戀平權運動的動力。

假如說「追求人類的平等與解放」就是資產階級所說的「社會主義者的陰謀」的話,那麼社會主義者確實具有這種「陰謀」並為之努力奮鬥,而參與和支持同性戀平權運動也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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