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薄熙來的下臺

二十年來,一黨專制的中共當局首次出現公開的權力鬥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編輯組聲明

在中共十年一屆的領導層更替之際,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自從1989年反政府群眾運動以來,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局面——中共高層黨內的嚴重分裂曝光於公眾面前。作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來被免去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雖然事態發展極具戲劇性,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們去年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釋的,“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僅僅在薄熙來下臺的六個星期前,薄熙來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醜聞而被捕。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可能企圖叛逃,因而被當局視為“叛徒”。而且,他被廣泛地視為涉及腐敗。政治評論人士陳子明表示:“王立軍的傳說變成了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醜聞。”薄王兩人的下臺與其說是可能因反貪腐的“清洗”,不如說是黨內更為廣泛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
前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長王立軍

北京向右傾斜

《華盛頓郵報》將薄熙來被免職視為中國新毛派“痛楚的失敗”。雖然這將一場極其複雜的權力鬥爭做了簡單化的詮釋,但薄熙來的下臺無疑標誌著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民族主義和國家干預的“左派”。

學者吳稼祥表示:“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談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將要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新的領導層將接替在任的胡溫領導團隊。溫家寶是中共當局內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週三為期十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在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雖然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但是他對“重慶市委”進行了嚴厲的指責,這預示了幾小時後薄熙來被正式解職。而“改革派”陣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他被公開視為薄熙來的剋星(雙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進行爭論)。汪洋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薄熙來的突然失敗,加之汪洋在和平處置烏坎群體事件中的表現,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遷(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機會明顯增加。烏坎村的村民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而暫時取得政府的讓步,卻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傳。儘管在本月早些時候,得到廣為宣傳的選舉使群眾抗議的領導人贏得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席位。但是,當局針對村民——尤其是青年積極分子——的鎮壓、監視和威脅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對重慶王立軍事件進行抨擊的同一講話中,溫家寶警告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可能再次發生。”這些意見反映了統治集團深刻的不安感,他們擔憂因為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發生革命性的劇變。與其說是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不如說是今天在埃及、俄羅斯和美國發生的“佔領”運動更令中國的精英們真正感到恐懼。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環球時報》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全國七個城市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令人難以置信的資料,幾乎有半數受訪者(49.4%)相信中國“處於”或者“也許處於”革命的邊緣。

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3月14日)的報導,“[溫家寶]在任9年,中國發電量增加三倍,鋼產量增加四倍,轎車和卡車的生產每年增加近六倍,”隨後該報繼續補充說,“但是被廣泛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吉尼係數則從溫家寶接任時相當於美國的水準攀升到今天接近史瓦濟蘭的水準。”

溫家寶對“重慶模式”的公開攻擊,並決定清除薄熙來,反映了這是高層國家領導人內部的共識,不僅得到包括反對薄熙來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來的盟友中國政法安全的最高負責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習近平的同意。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是“太子黨”——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後代,他們在黨國體系內享受著繼承獲得的特權。

派系鬥爭

此前也發生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省級高級領導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解除職務,之後由於腐敗被判18年監禁。這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內部鬥爭的一部分。胡錦濤之所以要對付陳良宇,就是為了遏制前國家主席的勢力,為他自己贏得更多的行動自由。

總的來說,這同樣適用於薄熙來的案例,這些行動的實施都事先經過了派系間的談判和交易。陳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為派系盟友習近平所取代。為了防止派系間全面“戰爭”的爆發,一種微妙的平衡必須被維持。正因為如此,才讓與薄熙來同屬“江派”的副總理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置,張德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門徒。如此就維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來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僅在國家層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體制外享有可觀的支持基礎的官員。他通過對重慶的控制,把重慶作為一個在集權國家的框架下最接近於“競選活動”的平臺。“重慶模式”(後面將做分析)被薄熙來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組成的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尋得一席之地。

根據現在的力量對比,薄熙來的政治美夢幾乎已經確定結束了。但是,對薄熙來的免職可能引發嚴重而不可預見的反響。尤其是對與新毛派而言,當他們反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黨國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來。在本文寫作之時,毛派在網路上的力量正在呼籲去重慶舉行抗議活動。相關報導顯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備狀態,而武警部隊正從湖北向重慶調動——這標誌著當局也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抗議活動。即使沒有發生這樣的抗議活動,解除薄熙來的職務也使領導層交接的過程變得更加動盪不安。

很多情況現在仍不明朗,而且由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特點,很多事情不會向外透露。但是薄熙來被解職的時機還是值得評論。中共高級人物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來被解職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華社對此發佈了僅僅一句話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來舉行了吸引大量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保證要繼續推進“重慶模式”,之後對他進行清洗的決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會議的最後階段才做出。薄熙來“我行我素”的風格—進一步顯現出他毫不謙順—無疑激怒了中央領導層。假如對王立軍進行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會出現包括犯罪指控在內的進一步對付薄熙來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異之處”。但是這會基於權力鬥爭的邏輯,而不是取決於指控薄熙來的證據是否有力或者缺損。

全國人大會議顯示了薄熙來在國家機關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視的支持,包括在軍隊中。這能阻礙中共中央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來能夠保持他政治局委員(不是具有更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並有可能在政府內部被授予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正如一個評論家預測,看起來薄熙來有可能“軟著陸”。

對“左派”的打擊

與此同時,為了壓制對解除薄熙來職務的抗議,四大左傾(新毛派)網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當局關閉。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層就對“民族主義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廣泛的打擊,而不只是針對薄熙來一人。

受到打擊的網站包括有影響力的毛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該網站有時會轉載來自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文章,但是其網站持有的立場與我們極其不同,且越來越傾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但是,儘管有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們毫無保留地抗議這種不民主的鎮壓,同時揭露溫家寶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開放”的空談。

圍繞在“烏有之鄉”等周圍的毛派團體扮演了薄熙來的“啦啦隊”的角色,儘管缺乏任何證據顯示他代表了對現有資本主義領導層的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些新毛派把重慶稱為“資本主義中國的解放區”和“本世紀的延安”(中共在陝西的根據地)。


薄熙來帶領唱紅歌

重慶模式—神話與真相

正如來自重慶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指出:“所謂的‘重慶模式’看起來對重慶之外的民眾比對居住在重慶的民眾更有吸引力,他們尋找並且希望一個不同於中共資本主義政策的替代選擇。薄熙來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他的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驚動了許多中共領導。事實上,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外資比其他城市增長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相對最激進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政策。”

儘管薄熙來發動了“紅色文化”運動,包括組織合唱團演唱毛時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國際歌》,正如在1989年,《國際歌》經常在反政府抗議中出現)以及傳播含有毛語錄的短信,他的政策更類似於“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毛主義。據他的支持者上海風險資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來推崇“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共產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應”。

《金融時報》(“紅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來在文革期間遭受過迫害(他的家人被關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義的主題“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試圖利用希望回歸毛主義方式的懷舊情緒而不是重新採用與之聯繫的災難性政策。”

在不對毛澤東的官僚政策背書的情況下,我們將指出該報觀點典型地扭曲了事實;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基於可以想見與理解的情緒反彈,這是對今天中共當局在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隨之出現的極端不平等的不滿。

重慶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16.5%,是全國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自2007年,薄熙來掌權以來,重慶私營部門生產總值占經濟的比重從25%上升到60%。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們目前追尋的正是20世紀80年代雷根與柴契爾模式。”現在看來,黃奇帆至少目前暫時保住了他的職位。因此,很明顯,“重慶模式”並不代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民粹主義和專制獨裁

薄熙來的支持者所指的社會改良包括2010年開始推出的公共租賃房屋計畫,建立80萬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給被普通住房市場排擠出來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國的住房市場幾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這項計畫也遠遠不是滿足貧困家庭的真正計畫安置。去年以來,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規模公共租賃住房計畫,雖然未公開承認,但顯然是從重慶的做法中得到啟示。而全國性的計畫是在更大的規模上複製了重慶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專案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該報告的結論是,該專案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人》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國範圍內,也許比薄熙來“唱紅”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引起爭議的“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打黑”行動是由現在灰頭土臉的王立軍牽頭指揮,導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訴,13人被處決,其中包括重慶前司法局局長文強。由於今天黑社會力量對中國城市的控制程度,使得重慶當局進行的膽大而無情的“打黑”令人駭然。

據估計,僅重慶就有20萬人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中國被稱為“黑社會”。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有組織犯罪已經滲透進入員警和政府部門,在重慶黑社會得到了文強的保護。薄熙來進行“打黑”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對手,曾在重慶任職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感到難堪。以此來暗示汪洋在重慶任職期間放任“黑社會”的存在。毫不奇怪,重慶“打黑”的明顯成功激怒了許多中央領導。因此針對重慶當局酷刑、逼供和濫用“司法程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這也是導致王立軍和薄熙來垮臺的一個因素。

為什麼要清洗薄熙來?

對薄熙來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當局本質決定的,也是對於因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帶來的反彈的恐懼。由於領導層對薄熙來不可預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謂政治或經濟觀點不同,而導致他下臺的。

正如我們以前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釋的:“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和也鄧小平統治時代出現的不穩定與社會動盪孕育出目前的“妥協”制度,統治集團內部通過不同派別、省份和商業集團間進行詳盡的談判與交易而實現“權力制衡”((《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來為追求他自己的權力,而企圖繞過這種僵化的制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話,這可能為他人樹立了先例。根據柯林頓任總統期間的前助理國務卿蘇珊-謝客(Susan Shirk)對此評論:“薄熙來為爭取權力公開進行宣傳和使用媒體動員群眾支持的做法打破了黨的高層保持統一的門面,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做的任何具體的事情,而是應宣傳活動本身使得領導層們決定解除他的職務。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1989抗議運動),他們就一直試圖將領導層保留在一個黑匣子中。”

太子黨

薄熙來是“太子黨”,是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數年內幫助鄧小平啟動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階級分化嚴重的中國,“太子黨”就像是社會中的新貴族,他們掌握著大量繼承得來的權力和財富。正如《時代》雜誌評論說:“薄熙來幾乎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他喜歡豪華轎車和量身訂做的西裝,送他的兒子到哈羅公學(英國的精英私立學校)和牛津大學就讀。年輕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黨’,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太子黨”們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作為強大的國家壟斷企業的負責人都是如此,這些國家壟斷企業像是“家族”封地一樣被瓜分運作。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2009年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份電報指出,這是“眾所周知的”,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家庭控制中國的電力行業,而負責政法安全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控制國家壟斷的石油產業。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妻子控制著中國的“珠寶”行業。

“中共太子黨“在黨內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誠為基礎建立的網路關係,而並非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於“太子黨”,但習近平被視為一個“經濟自由派”,例如他曾經主政浙江,浙江被視為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重要據點。但中共黨內的“太子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緊張局勢正日趨激烈。同樣出自維基解密的報告聲稱,“太子黨”官員嘲弄草根基層出身的官員為“小店主”。

圍繞胡錦濤主席的“團派”(它的名字就起源於共青團,因為很多其中成員是來自共青團體系)希望限制“太子黨”的權力,因為以他們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被看作是阻礙“改革”的障礙。因此,對薄熙來的行動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錦濤和“團派”企圖在秋季的領導人輪替前削弱“太子黨”的影響。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將取代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並在明年成為國家主席。這是2007年上一屆黨代會所決定的,這也反映了胡錦濤的派系當時受到的挫折,胡錦濤所中意的繼承人是其門生李克強,他將接替總理溫家寶的職務,成為(相對於習近平)第二號人物。

薄熙來本來有希望獲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會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澤民(另一個太子黨)的支持者張德江所獲得,張德江目前暫時接任了薄熙來在重慶的職位。但是,薄熙來被免職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間接地限制太子黨和阻止他們對新領導層的計畫,尤其是針對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就是暗示這場衝突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重慶模式”興衰本身。正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而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之時,黨國內部的深刻分歧也變得公開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這可能至多在一個臨時階段內,而非永久性地修復‘黨內團結”的形象。


地方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經濟“改革”

根據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王貴秀的描述,近來召開的人大會議其實是“官商代表大會”。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周所報導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財富總計達到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比美國政府、國會和最高法院總共535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的十倍還要多。互聯網上的評論員們把人大會議稱為“炫富聚會”,並發佈了人大代表們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產公司恒大集團的老總徐家印腰纏價值6000元的腰帶,這幾乎相當於一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幣)。前總理李鵬(1989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屠夫)的女兒李小琳是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時裝價值12000元。

在他兩個小時的公開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使用“改革”一詞達70次。但是,與其說溫家寶總理關注的是他十天後攻擊薄熙來時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說他更多關注是所謂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其實是推行更為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的一種說法。

在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一份由世界銀行和數個中國政府部門聯合編寫的報告得以發佈,該報告呼籲進一步去管制化、私有化和解除國有壟斷。這份470頁長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太可能完全實現;更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世界銀行與北京當局間協調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當局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報告的全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而使其意圖暴露。“和諧”一詞是由胡錦濤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於中共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篇報告裡無一處提到“民主”。
這份報告的結論正如左翼評論家們所指責的是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宣言”,並且得到了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期間工作報告的回應。他承諾“打破壟斷”和鼓勵更多“民營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溫家寶再次呼籲給予中小型企業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個反復提及的議題是給企業減稅和促進中產階級的消費。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動經濟“重構”和實現“改革”還有待觀察。但是,清晰無誤的是中共領導人們為隱藏在令人目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背後真實的經濟狀況而擔憂。自從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導致的債務問題堆積如山(請見附圖——雖然這一債務的全面狀況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數字更要嚴重的多);而這暗示我們,他們必須嘗試與現行的經濟模式和它其中壓倒性的依賴債務金融投資的模式決裂,而這種模式同時也創造了如山般的生產過剩。目前地產市場的危機是更為廣泛問題發出的一個信號,目前由房地產發展商和投機商擁有的空置住房的當前市值超過中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改革派”陣營希望“解除對居民消費的束縛”從而降低經濟退與出口和投資的不平衡的依賴。但是中國現在軟弱無力的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中國的消費比重遠遠低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的消費比重)是由其現行的經濟模式所決定的,這一模式基於低工資、低技術含量和低利潤的製造與裝配生產。為了轉變這一經濟模式,他們希望使龐大的國有企業服從與私人資本進行競爭,開放此前完全壟斷的行業,但不是徹底放棄控制。政府考慮將地下銀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動(允許銀行設置“市場”利率)從而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潤最高的地方)。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秘訣是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儘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這些思想的實踐都遭遇了明白無誤的失敗。

正如眾多的人大代表已經公開承認的,這些政策是導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處方。為了給這危險的藥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應世界銀行的報告而加速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會保障建設。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理論上都應該能提升居民消費。但這樣的許諾此前也提出過,但對廣大貧苦的中國人民而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擴展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國醫療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地方政府正為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所困擾。

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和其支持者們談論“政治改革”,並稱這“與經濟改革不可分割”時;他們不是在討論選舉、結社自由、罷工權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們的觀點與薄熙來和中共黨內其他“新權威主義派”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黨專制制度,同時進行一些“改進”。一個漸進的可控制的路線反映了,中國精英們對於如果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出現“混亂”的深刻恐懼。他們所主要關注的,與其說是民主制度,不如說是更獨立的司法體系(所謂的“法制”),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過有選擇的團體,而非群眾對於政府和政府擁有的公司施加壓力從而消減腐敗和濫權。與其將這描述為民主,不如說這是給予私人經濟利益集團更大可能性以挑戰國有既得利益集團並與之競爭;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後者在實踐中變得更為有效率、市場化和減少腐敗。這又是一個幻想。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獨裁的;都反映了他們(領導層)自己無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會資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今天正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因此,北京當局企圖在領導人輪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與清洗薄熙來明確相關的。並可以此來打擊“新左派”。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張鳴告訴《華盛頓郵報》,“重慶模式已經終結了,(中國)左轉的機遇也結束了。”

群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左轉會在不久的將來徹底否定本聲明上面所描述的觀點。新毛派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選擇,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則強調需要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為此,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腐敗的為商業資本所統治的中共體系和其各種派系的架構之外。我們既不對溫家寶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會對“專制左傾的”薄熙來抱有幻想。

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個替代力量,這一力量應該基於群眾性的基層鬥爭,而不是仰賴對一個“新毛澤東”的崇拜。它必須從國際工人鬥爭中有所學習,並與之相互影響;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基層民主。而這正是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所為之奮鬥的。


中國政府組織研討會發佈新的世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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