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麼?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麼?

星期四, 18 十月 2012.
東亞新的動盪期,國家間的緊張局勢上升

文森特·科洛就釣魚島衡突事件發表稿件,用作工國委(CWI)中國區的討論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衝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衝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捲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佔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制,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議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衝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係中有很敏感的象徵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併台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台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週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佔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制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北京宣佈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台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里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岩島)的衝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佔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佔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佔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佔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制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議。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佈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馬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衝突,控制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和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力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時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帑倒入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污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淨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台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台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台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衝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衝突……而衝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衝突冷卻,害怕經濟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捲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衝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持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制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儘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衝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制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衝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台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儘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衝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衝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制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繫。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注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衝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招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衝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信息恰恰只是幫助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衝繩」的口號。儘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極少數支持該島獨立,而且不支持中國接管該島。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注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佈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併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項目,而這些項目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徵。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係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地上和海上的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信息總體安全協議》(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佔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麼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制,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議一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朴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制朝鮮,並間接壓制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隻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複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台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係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併」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並在戰爭中及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朴正熙,其女兒朴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徵。

緊密交織

遍佈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衝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週時間裡就損失了2.5億美。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佔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佔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制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抬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衝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制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繫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制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制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鑑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儘管當局批准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制。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徵,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窗口,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複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麼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佈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複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繫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陞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徵。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制力」的侷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渠道發洩。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盪(可能由內部派別衝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徵和反動的特徵。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儘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斯大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持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儘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岩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制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划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制、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制權,以及與島嶼控制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徵兵制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制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衝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制,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制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制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制。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

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制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裡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麼為什麼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

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台的攝製組。

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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